郭象作为崇有论的代表，只承认有是存在的，所谓无者只能是虚无，而虚无就是不存在，即存在的缺失，故不能作为存在本体。

这无异于说，用主体的先验原则或结构形式，去净化由经验获得的知识或者把知识升华为心灵境界，主要是把历史知识提升为德性原则。这个自然，就是不思而得、不虑而知的最高境界。

这一点遭到王阳明的批评。[16] 这里虽有体和用、先天和后天之分，但先天之体（心）并不是离后天之用（物）而存在的，它就在发用上，在后天功夫上。王畿的主要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境界说和认识论的区别，并发展和改造了王阳明的良知说，从王学自身的矛盾中发展出某种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具有某些近代哲学的萌芽。这也正是王畿学说的特点，他毕竟还没有完全离开王阳明的良知说。他更多地是从主体同客体的关系讨论二者如何统一的问题。

他在论太极时说：太极者，心之极也，有无相生，动静相承。这一点在天泉证道时已有表现，但并不明显。这本是先秦哲学所具有的根本特点，但是经过两汉实证精神与神学运动之后，发生了某种变化，现在又被重新恢复了。

心灵学说的中心所在是建立价值主体，完成理想人格，实现自我超越的心灵境界，而不是建立某种观念论的形上学。他的心灵学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先秦，他提出的本末之论显然是一个重要发展。这说明他的思想同孟子、《中庸》是有联系的。如果说中国哲学与文化有自己的传统，那么这次批判思潮正是这种传统不绝如缕的命脉所在。

但这足以说明，王符不仅是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从宗教化的儒学（更确切地说，应是神学化的儒学）向人学本体论转变的先驱人物。但是，到了大一统的汉朝，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宗教问题又一次突出起来，于是出现了儒学的宗教化与意识形态化。

儒家的孟子和道家的庄子，在这方面各自都有重要贡献（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详见本书第八章、第十一章）。当时宗教神学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人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人的地位被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其他一些思想家也有类似思想，这说明心本论已成为批判思潮中的共识。因为民本思想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并没有离开君主专制这一历史前提，更没有从理论上确立人民的主体意识（指政治主体），它只是在君主专制这一结构中调整君民关系，而不是改变或改造这一政治结构，当然更没有提出个人的权利问题。

[8] 应当说，这是整个批判思潮中最有理论意味的命题，它标志着心灵问题重新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题，也标志着儒家的道德主体论将代替宗教伦理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这确乎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16] 这样就在天道、地道与人道之间，确立了以人道（仁义）为本的思想，从而把天地人统一起来。就人格理想而言，则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的根本条件，因为这种道德情感与意志，来源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11]的天道。

但在心灵哲学方面，则向往老、庄式的心灵境界。神明之心与道德之性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而是既神明又道德、既道德又神明的统一关系。

在他看来，礼乐教化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其根本则在人心。在批判思潮中，这种思想被心灵学说所代替，出现了又一次哲学人文化的转变。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他发挥孟子的思想说：夫恻隐人皆有之，是故耳闻啼号之音，无不为之惨凄悲怀而伤心者。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角度看，他的心灵之学已具有天人合一论的宇宙论本体论特征。这里虽然使用了天、帝一类名词，但其意义则不是神学的，而是哲学的。在他看来，心是道德的创造之源。他除了对现实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之外，还具有超然拔俗的志趣和浪漫主义情怀。

他把心灵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而以外在事功为其自然的结果，这也是一种心本论，其思维方式同王符的心行本末说是一致的。至于佛学，从一开始就同中国传统思想中最思辩的成分相联系，特别是同玄学相联系。

它意味着中国的人学形上学将有一个新的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这种批判表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与忧患意识，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良心。

[6]《全后汉文》卷八十九。他们之中，也有人提出一些补救办法和改革方案，但为时已晚不可为矣。

我们应该挖掘、阐述它在哲学、文化方面的特殊意义。[22]《后汉书·王符仲长统传》。批判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王符首先提出民本思想，并把这一社会政治思想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说明人在天地间的主体地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说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也说明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

这是儒家人本主义学说必然走向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一个例证。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有道理的。

批判思想家徐干等人则又回到人的内在本性，以心德说明礼乐之根据，重新恢复了先秦孔孟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同王符一样，荀悦和徐干把树立社会道德价值，转变社会风气，以至治国安民，实现王治，建立在发挥道德主体的自觉这一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政体和法治的建制上，建立在主体原则上，也不是建立在客观理性上。

[13] 我们不必讨论道如何生气的问题，我们只须指出，道是根本性存在，气是道之用、道之使，这就够了。这也是一种转向，即由外向转到内向，由追逐物欲浮华转向内心修养。

这一思想经过两汉神权主义的冲击，到汉末又一次得到回应，并成为现实批判的理论依据。过去在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对于汉末批判思潮中的现实批判与政治批判给予较多重视，这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区别，表现了批判思潮中的不同理想，也表现了批判思潮的丰富多样性。这被认为是建立社会道德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他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张务本而反对务末。只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而言，其意义是决不能忽视的。

特别是儒家和道家，虽然互有批评，互有辩论，但都是围绕人这个主题进行讨论，只是对人生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同而已。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哲学的突破[1]，也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轴心文化[2]。

如果从内在本质而言，汉代哲学的根本特点是经验的实证的，同时又是宗教的神学的。[7] 天命以社稷为重，而社稷以民为重，所谓承天命并不是接受上帝的意志，而是重民而保社稷。